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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清官

在民间印象里,乾隆皇帝是个有为明君,但在史册里,乾隆执政后期,清廷吏治渐败,贪蠹丛生。当时那些不肯与世同浊、尚存清正人格的官员,在反腐败局部斗争中,往往落了下风,成了反贪的牺牲品。比如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

据《清史稿•曹宝锡传》载,曹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之后,获知和珅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马车、居室皆逾制”,就是说这个奴才穿的用的住的行的都已超标、违纪。曹锡宝职责所在,准备上奏皇上,但是他的保密工作没做好,这道奏折被他的一个同乡得知,并先行向和珅告密,和珅即令刘全销毁藏匿一切超标物证。等乾隆皇帝拿着曹锡宝的报告责问和珅时,和珅说我对属下一贯要求严格,要是他们犯事,请“严察重惩”。结果曹锡宝查无实据,反倒因此挨了皇上一顿训,被扣了帽子,说他是“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曹锡宝因此被“革职”,后来先于乾隆死掉了。

曹锡宝反腐败工作的价值直到乾隆死后才被即位的嘉庆“追认”,嘉庆杀了和珅之后说,曹锡宝参奏刘全,正是和珅最得势之时,“举朝无一人敢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

而当其时,曹锡宝身为堂堂监察御史,居然连一个奴才都扳不倒,其过程与遭遇说明的不只是反腐败斗争之复杂尖锐,亦反映出封建王朝清正官员的共同悲哀。在封建朝代官场,作为极个别极少数非主流的清官,对于普遍大多数的主流贪官群体来说,实际上处于弱势。曹锡宝表面上是查一个奴才,实质上是要与奴才的主子和珅作斗争,而和珅之所以无人能反,是因为他的主子是乾隆。官官相护,实则是贪官之间的大贪护小贪,上级护下级。乾隆虽然嘴上说“于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法断无可纵”,在其任期内,也确实杀了不少贪官,但是乾隆对以和珅为代表的权贵贪腐阶级,却也一再纵容宽免。

所以,要反贪的清官也好,要反贪的皇帝也罢,纵观他们的反贪,虽然可以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却不能从根本上革除封建王朝官僚政体上的腐败基因。和珅之前,已有贪官,和珅之后,贪官更是层出不穷。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封建地主权贵阶级的利益,反贪的目的是为了皇帝坐稳江山,而不是为了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封建王朝,人民群众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除了寄希望于清官,就只剩暴力手段了。

在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再去制造民众的清官情结,不能靠官员个人的品质和觉悟同贪官单打独斗,并承担因此带来的风险。我们需要的是用制度去促使官员群体形成普遍持久的清廉作风。

(老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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