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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世事和感恩——读《黄永玉自述》



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故乡情结吧,有一个山遥水远的老家,是一件值得回味一生的事。那里的山川、道路、村舍,带着祖辈的生活气息,始终生长在记忆深处,虽然不必记起,也从不曾忘记。年复一年,山里的娃娃走出山外讨生活,留守的老人也如秋叶一样在凋零。进了城的“农二代”虽然成了故乡里的“陌生人”,而每每踏上故土,跨过潺流的小河,眼望炊烟升起,耳闻鸡犬之声,都会备感亲切和温暖。无论在生活哪个时代,经历怎样的风雨,对故土的眷恋,大约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共有的情结。

“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这样的人未免“太狠心了”。翻开《黄永玉自述》(李辉主编 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读他文字里的故乡——湘西凤凰城,以及他大半人生的漂泊与追寻,会让人自然而然地带上各自的乡愁,随他一起踏上深情的、怅惘的、也是满含温情的眷顾之旅。

看黄永玉的画作,我常常禁不住为他的诙谐会心一乐,即便九十高龄,在艺术的大世界里,他仍像一个可爱的顽童,怀着赤子之心在尽兴玩耍。他用文字描画的人生长卷,也是从湘西落笔,点染了大半个中国。

在结集而成的自述文章里,黄永玉细密地梳理着一生斑驳的光影,描画着故乡山水间的世相百态。同样一个湘西,却有着与沈从文不同的现实风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即便偏远闭塞的小小山城,也免不了受到时代轰鸣的震颤。街头被砍头的共产党人,年少时的玩伴,小城里的炎凉冷暖,家道败落之后十二岁少年被迫离乡的流浪:从湘西到福建,到上海,到台湾,到香港,到北京;从抗战到内战,从文革到改革。他阅尽了人世苍茫,把一路上的苦乐喜怒,用晚年诙谐从容的笔触,一一化解:有时嘻笑怒骂,快意恩仇,往事拈来淡如云烟;有时,也沉郁得像化不开的墨。

因为这里面有痛苦,不但是生活,还有艺术。十年浩劫,在荒谬中忍看前辈和同仁被折磨得哀哀欲绝;忍看自己和亲朋的命运像飘摇在大风浪里的小船;忍看他最敬爱的表叔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忍看孩子们缺少书读的那种近于悲壮的情形。尽管他生来性情火爆,愤懑不平,而他写在笔下的也只是:“使我想到秦始皇这家伙毕竟是个蠢蛋!”

相形之下,那个流浪漂泊的少年在艰难世事里所尝尽的艰辛,似乎也算不得什么苦了。因为“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且往往不愿意说”,黄永玉说,他在晚年学会了“历史地看待痛苦”,他情愿就这样放下,而愿意把人生际遇中的温暖和感恩告诉人们。

比如17岁的少年流落泉州,遇到一位老和尚。少年以“老子”自称,并狂妄地点评老和尚的字写得“不太好,没有力量”。得知老和尚原来是弘一法师李叔同,也不晓得拜服和景仰,还大咧咧地提要求:“你给老子写张字吧。”老和尚笑了,数日后仙世,留给他的字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老和尚生前还跟他谈过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想起这位温和之极的老者,少年不禁号陶大哭。

他当时全部的家当包在一个小包袱里,“三本高尔基,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 一本线装黄仲则,一本鲁迅,两本沈从文,一本哲学辞典,四块木刻板,一盒木刻刀”。

然而这个不知天高厚、顽皮而有天份的山里娃,因之对艺术有股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兴趣,使他得以用木刻这份手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谋生时,遇到了更多温和宽厚的长者。

此前在厦门集美学校,三年里溜了五次级,每学期开学就把不爱学的新书卖掉,却上图书馆借书看,被管理图书的婶娘骂作“不觉羞耻”,而慈祥无边的婶娘面对无可救药的少年,也任他赖在图书馆饱览群书。同样怀有慈爱之心勉励后学的还有集美学校诸多可亲可敬的教员。

在德化,一对好心夫妇收留了这个曾在瓷厂做工的童工,“夫妇俩给我文化上的指引,照顾我受过伤的心灵,深怕伤害了我极敏感的自尊心”,总是“小心地用商量的口气”推荐他读一些系统的书。

在上海,“生活穷困,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我的木刻稿子一手就交出了私人垫的预支稿费。”楼适夷、唐弢、臧克家,就这样在国统区“那么紧张的日子里,还要照顾不止一个亡命徒似的小仔”。

“好像每一位文学界的老人都有义务像领养难童似的照顾着一批文学青年。细致、体贴、耐烦。”黄永玉感到深深的惭愧和感激,为自己年轻时作品的低劣,为那些“比他老的老头”的爱护,这种情结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与相差近60岁的郭敬明见面时,表现出的宽厚和慈祥。

(2014老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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