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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警示教育

公元1385年,明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腐败窝案事发,郭恒与中央六部及地方官员相互勾结,贪盗钱粮藏于各地,涉案金额折合谷米达2400万石。户部侍郎在明代是户部的副职,从二品。按照洪武二十五年制定的文武官员年薪计算,最高的正一品为1044石,从二品的官员,年薪为576石。 郭恒涉案数额大约是其年薪的4万多倍。明代的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公斤多一点。洪武二十八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能买二石大米,照此推算,郭恒案值超过了1000万两银子!按明代一两银子约合现在的人民币400~800元折算,该案案值在今天也是个巨量数字!

如此惊天大案,发生在朱元璋励精图治的洪武年间,怎能不使他龙颜震怒。明初以来,为了整顿元末官场的腐败乱局,朱元璋力推重典治吏,其修定的《大明律》规定,官吏受贿一贯以下即打70大板(杖刑),受贿80贯者即判绞刑。《大明律》中有关惩治官吏受贿枉法行为的刑罚也极为严苛。但是郭恒窝案还是发生了,这几乎对朱元璋执政初年吏治实践的沉重打击。1385年5月,朱元璋大开杀戒,处死郭恒及其所牵连的一万余人。朱元璋惩前毖后的办法是再出台一部由他亲自修定的更为严酷的刑法——《大诰》。在总共236条律令中,惩治贪官污吏的多达155条,而且用刑更加酷烈,挑筋剔膝,抽肠绫迟,剥皮实草,不一而足。郭恒案与其它15000多个典型案例被先后编入《大诰》及其续编当中,以为警示。为了使《大诰》贯彻到底,深入人心,朱元璋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法制教育运动,要求官员百姓每家每户都要有大诰读本,家传人诵。倘若犯法受审时,说不出其中一二律令来,一家老小都得治罪。各级学校要把《大诰》作为讲课内容,乡民集会要集中宣讲,罪犯家有《大诰》者还可以减轻罪责。凡此种种,轰轰烈烈。这种宣传教育盛况,从当年谢应芳《读大诰作巷歌》的诗中可见一斑:“天语谆谆祸福灵,风飞雷厉鬼神听。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估计只有文革期间全国人民学主席语录可堪一比。

就整饬吏治而言,杀头与洗脑这两种方法,朱元璋都做到了极致,但是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明朝后来贪官遍地,连朱元璋自己都很无奈:“吾为政愈严,犯法者愈众。”“本欲除贪,奈何朝杀夕犯。”今天看来,用重典,我们用不过朱元璋,搞普法警示,恐怕我们也搞不到朱元璋的程度。虽然我们的吏治清廉程度与明朝不可同日而语,但相同的是,贪官依然层出不穷。自古以来,如何令权力在自律与他律之间谨守规范,是一切朝代、国家共同的课题。中外反贪的实践证明,单方面的制度突进是不能长久奏效的,而民主才是腐败的天敌。前不久,“透明国际”公布了2008年度清廉指数全球排行榜,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72位。这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真的有必要认真借鉴排行居前的国家廉政建设经验,并且不再以国情特殊为借口,只看不做。硬道理是,吏治清廉是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不然,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我们何以保持科学发展,并且不断巩固执政之基?

(老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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